例如禁止狩猎、贩卖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就是把天人关系的规定性化约到人类行为规范中，从而变成以天人关系为内容的人际关系。
然而，朱苏力教授却喜出望外地发现了一个为人们所忽略的细节，即药家鑫是独生子。在这些情况下，司法裁判很有可能对法律之外的因素开放出空间，如霍姆斯法官所言，重大案件之所以重大，并不是因为其在塑造未来法律方面的重要意义，而在于某些直接的压倒性利益吸引了人们的情感，并扭曲了判断。
在布朗案中，通过对黑人学童进行的玩偶实验所得出的社会科学证据，直接颠覆了先前案件中隔离但平等的规则，以新的立法性事实凝结和催生了新的规则。更为重要的是，当事人提起侵权之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利益的正义分配，并非到法院来为法官提供一个追求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政策的机会，更确切地说，诉讼当事人到法院来是要证明自己的权利主张，试图通过官方的力量来声明谁有权对谁做什么。在我国侵权法实践中，尤其是在处理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时，时常也会用到经济分析的思维。至于最终作出法外裁判，除了极个别的情形（比如知识产权案中的侵权不停止执行）之外，基本上都不会公开、直接超越法律来裁判。当时作为律师的布兰代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力图为该法案的合宪性进行辩护，其向法院提供了长达百余页的意见书，该意见书被后世称为布兰代斯意见书（Brandeis Brief）。
既然专家意见不属于法定证据，专家意见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结论就难以直接作为证据来用，因为没有证据作为有力支撑，社会科学与事实认定之间的联系就相当脆弱。如波斯纳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家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自己的权威，比如通过数学严谨性的影响，使用令人生畏的专业性术语，抑制怀疑以及在评估实验、统计或观察结果时隐藏个人性的、判断性因素。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对我国12个重点领域的风险和挑战进行系统论述，这些重点领域无不涉及法律问题，在应对和克服其中的具体风险和挑战时，也离不开法律方法和法治思维。
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政治与法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八、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特征 在研究探讨习近平法治思想逻辑体系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分析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相关理论特征。
不确定性、不可预期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天敌，而作为规则之治的法治恰好可以为经济社会行为提供预期。法治中国是从引进型法治向内生型法治的转型升级，既不同于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法制，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法治中国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既充满机遇又遍布着风险和挑战。三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其次，要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成立以来，无论是法治宣传、重点立法推进还是法治政府建设，均取得显著成效。
广泛推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比如，在立法方面，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在执法方面，强调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要带头严格执法，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在司法方面，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在普法方面，强调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宪法至上、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与此同时，还应当建立健全对法律扩大或限缩解释的规则，通过法律适用过程填补法律的积极或消极漏洞。
通过法治科学配置权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权力的行使设定正当目的及合理基准，使违法或不当行使权力的行为得以及时有效纠正，使受公权力侵害的私益得到及时赔偿或补偿。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更是权利保障的最有效手段。
三是注重法治体系与政治体系的配套。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关系。
因为公平正义体现了法治的最基本价值追求，其不仅要求在法律有明确规定时严格依法办理，更强调在法律规定阙如或者不明确时，执法司法机关亦应根据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做出公正合理的处理，而不能就案办案、机械执法。第二，通过法治明确经济社会活动规则。五是解决司法审判中的突出问题，要求司法机关必须认真解决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的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要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就必须依靠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法治调整各种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强调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内，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不断健全完善符合中国实际、体现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给权力运行划红线布雷区，让权力在安全线内运行，促进实现依法用权、规范用权，确保权为民所用。
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是新时代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集中体现。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法治要有效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集中领导、高效决策、统筹整合、统一部署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保障。一是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法治指标的设计复杂具体，指标体系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态度要特别鲜明，行动要特别坚决，不能有任何动摇、任何迟疑、任何含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提高立法质量，立良善之法、立管用之法，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七）创新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这两个全会决定形成了姊妹篇。一是通过法治强化人民权益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
五是坚持三个统筹把握。原文出处 江必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逻辑体系与理论特征》，《求索》2021年第2期，第5-16页。
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
相较于法律而言，政策的制定更具便宜性和灵活性，侧重于因地制宜。（六）实践性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立足中国实际、完全符合中国国情、聚焦解决中国问题，具备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
六是司法机关要敢于排除一切干扰，强调司法人员要敢于依法排除来自司法机关内部和外部的干扰，坚守公正司法的底线，认真落实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一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深深奠基于中国实际。造福人民，就是要通过法治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五、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方略 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方略紧随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
注重法治实践，就是要加强宪法法律实施，大力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把法律条文和法治精神落实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进行。
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性质。四是建立科学指标体系。
但审判独立并不排除依法接受监督，这其中就包括舆论监督。在法治实践中，要正确辨识和处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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